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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给政府是这么下定义的：“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绝不是人民的主人 ，“那完全是一种委托、一种任用，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回收这种权力。” 综合其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卢梭认为政府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理所当然，其工作人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按照大家同意的法律来协调他们间的关系，而不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人民的主人。而且根据需要，可随时罢免、撤换。
这才是适应当今民主政治社会发展需要、适合当代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政权思想。它表现的更多的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真正的“公仆”思想。
然而中国官员却始终排斥这样的“外来文明”，总有一种“大权在握，天下臣民奈我何”的优越感，于是便总是高高在上，对百姓们颐指气使，俨然是百姓的再生父母。
当前社会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体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心里也同样存在着“父母官”思想，在他们心中存在着强烈的等级观念，无形中抬高了官吏的地位，而自己则俯首听命，只是一味地消极遵守，从不敢有丝毫怀疑。老百姓和国家机关打官司——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么是大逆不道，要么是精神失常。 这正是中国义务本位制的集中体现。而在当今以“平等”为发展主流的时代里，显然是不合节拍的。也正是由于这些落后意识作崇，当行政违法时，很少人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正当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专制思想的残留，正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
第三章：“物质”原因
传统落后意识的作祟固不可忽视，但毕竟它们已失去了物质基础的支撑，已显得脆弱了很多。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与成熟，会逐渐替代这些落后意识，但新意识的培育需要有着良好的客观环境，而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很不利于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最大的阻力应该来自客观实际问题。
第一节 司法体制问题
某县法院受理一起村民小组不服人民政府土地权属处理决定的案件，经审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明显是错误的，但由于受到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敢依法判决，案件拖了五年之后，最后还是违心地判决维持县政府的处理决定。
中国古代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司法与行政是不分的。 由于两者从不分家，助长了行政专横，妨碍了司法官依法审判，损害了百姓的合法利益。 数千年以来，这种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地消失过。即便是在中国民主政体改革最激烈的维新变法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它仍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又突然爆发出来，上演了一场闹剧：把公检法合为一体。
据一份民意调查，如果您受到行政机关的非法处罚，到法院告行政机关的状，您相信法院会依法公正处理吗？回答“完全相信”与“比较相信”的只有26.1%、26.5%，而回答“信心不足”与“不相信”的竟有32.8%与14.2%之多。这反映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行诉案件时，出现了明显不公的结果，影响人们对司法的信任态度。
那为何我们当今的司法很难确保公正呢？据一份法官问卷调查，有44.08%的法官在依法独立审判时遇到法外干预，而其中又有72.04%的人认为遇到的干预来自行政部门。 当今法院最难招架的法外干预是行政机关的干预，在很多行政案件中，被告行政机关凭借其权力和能够调动的资源干预行政审判。 例如目前法院的人事、财政等诸多方面都必须仰其鼻息，这就造成了法院不得不看行政机关的脸色行事的局面。
行政机关是最大的国家机关，与人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这样的体制长期存在下去必然会极大地抑制公民的权利意识。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今天，每个主体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人，当他参加某项活动时，他所关心的往往是其自身的获利。在权干预法的局面下，他往往仰仗权力而非法律。因为他不相信法律能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即使在形式上维护了，他的这样一种行为会不会惹来行政机关的打击报复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或许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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