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是如何利用法律的及法律是为谁服务的。
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国家利益为公，而个人利益为私。韩非曰：“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也矣——私者，所以乱法矣。” 两者永远是势不两立，并且认为只要废除每个人的私心（即私利）国家即可富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管子是这样来叙述法律的作用的：“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之绳墨也。” “兴功”主要指“富国强兵，”而“惧暴”是指压迫被统治者，使其不敢反抗。
正是这些使得法家的各成员都普遍注重法律的
刑法化及刑罚的严厉性。继郑国子产“铸刑书”、郑国邓析“制竹刑”、晋国赵鞅“铸刑鼎”之后，李悝在充分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秦朝所面临的实际情形，制订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我们从现存的内容来看，《法经》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刑事法典。而《法经》更以其刑罚的严酷而著称，其中包括笞、诛、膑、刖、宫、夷族、夷乡等酷刑；“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 “盗筏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 等等，这样的规定数不胜数。李悝的法律意识及其所著《法经》所体现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原则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传统数千年，直至现在仍有其残留的痕迹，难怪何勤华教授感喟道“功在李悝，罪在李悝！”
法家的另两位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子更加重视刑罚，他们提出“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矣。”“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等等，都鲜明地反映这种“迷信暴力”的思想。
但依靠暴力建立并借以维持存在的王朝终究是会被推翻的，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而与此同时，法家思想在理论上也被否定了，注定其不能长久。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早就指出“物极必反”，法家用以治国的严刑酷法，严而少恩，在这种所谓的“法治”之下，人们对法普遍具有了厌弃感与恐惧感，唯恐避之不及。当这种畏惧心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态，就必然地助长法律虚无主义的肆虐横行了。令法家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儒道起了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节 儒家文明
中国古代思想史在经历“百家争鸣”之后，进入了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导，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古老的中国文明因此也进入了儒家文明阶级。
儒家以礼来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对待法律方面同样如此，故大力提倡“德主刑辅”，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而已。德治的社会是无讼的社会，这也正是一代代儒生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夫子，是“无讼”论的奠基人的鼓吹者，他曾郑重地宣布：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儒学之所以提出“无讼”，是基于“贵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董仲舒说：“德莫于和。” 任何人都不得违背这个基本原则。正是基于这一点，兴讼是为儒家所不容的。在古人眼里，兴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威胁，是陷人心于不古的权利之争和使人格与族望扫地的恶行。
一种思想一旦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地位被固定下来，那么其精神内涵则可能上升为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由于儒家不断提倡息讼、无讼，所以数千年来，无讼一直是执政者执著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点，统治者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来压制诉讼。
首先，把是否存在诉讼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从制度上摧毁诉讼赖以存在的基础。其次，在社会上建立一整套调解制度，用道德教化去解决法律纠纷。更重要的是，把法律
刑法化，非礼的行为一般都要受到刑事制裁，真所谓“法者，刑也。”使是人们畏惧法律，觉得沾上法律并非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就连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也不得不感叹道：“举凡法家言，非名隶秋曹者，无人问津。名公臣卿，方且以为无足轻重之书。屏弃勿录，甚至有目为不祥之物，远而避之者，大可怪也。”人们更愿意用民间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纠纷，更多地寄希望于纲常道教的德化作用与左邻右舍的调整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