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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家报纸披露的民意测验结果：
当别人或你的物质利益的民主权利受到本单位领导的严重侵害时，你怎么办？
73%的青年回答是——向本单位或上级领导人反映
18%的青年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9%的青年认为要按法律程序向司法部门起诉
从上列的数据来看，有82%的青年是想方设法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但采取的途径却截然不同的，选择法律途径的只有9%。这与社会的现实需要相差很远，即使与本来就并不很高的法律意识相比较而言，也是很不协调，这中间为什么存在严重的脱节呢？
无论是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权利意识，从总体上来讲，都比较低，都还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权利意识又显得更加复杂，按理说，权利意识是应该随着法律意识的提高而增强的，通过研究，笔者发现，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存在着多个层次，在深层次中，公民的权利意识的确在不断增强，极其希望法律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而在浅层意识中，由于其是最直接反映客观现实的意识层次，受现实状况的影响较大，也正是由于这些不良物的存在，才导致深层次的权利意识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对于这些客观因素，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二章：“意识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能动地反映物质世界。其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意识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一经产生以后，它就形成于相对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社会意识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可能超前，也有可能滞后，没有机械的对应关系。
翻开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道家、法家、儒家不失为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三大思想，尤其是儒家，汉以后的儒学吸收了道、法、阴阳之精华而为我所用，左右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在数千年中，三种思想已深深地烙进了大众的思想意识中。可以说这些思想意识在当今应该说已经滞后了，但由于意识的独立性，它仍深藏在民众的潜意识中，但它对当今中国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有什么负面作用呢？我们不妨略加探讨。
第一节 道家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慢慢转化，奴隶主阶层正一步步走向衰亡，从社会的最上层跌落到了底层，但他们不甘心于这一切，一直在试图补救，就在这时，道家在百家争鸣中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宣扬“无为”与“不争”，老子与庄子是其集大成者。
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宣扬一种“不争”的思想。想要使社会退回到他所设想的“小国寡民” 中去。在那桃花源似的环境当中， 民众之间的和谐代替了矛盾与斗争，也不需要有任何军队、监狱等暴力设施来维护社会秩序了。
而庄子则更彻底，他甚至于要使社会倒退到其所宣扬的“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无知无欲”、“无人无情”的“至德之世”。 他要求“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 他追求“至德之世”，实际上是一个原始性的“浑沌时代” 。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法律采取的是“基本否定”的态度，鄙弃人间一切人为治定的法律，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应该“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 ——一切都必须以自然为法则，以天地为准则，他告诫统治者要少以强制性的法令横加干涉人民的安定生活，更不能施行暴政，而要行“无为之道”才能使老百姓安然畅适，统治秩序长治久安。
庄子要取消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所有社会规范，这从其《庄子》一书中可看出大致端倪：庄子比老子更鲜明地举起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旗帜。
第二节 法家思想
道家想要建立的是原始式的“浑混世界”，凭着人的本性去评判事物，而与此相对应，法家也想建立一个理想天国。与道家不同的只是其建立的途径与手段不同，法家认定了“法”这条路，正如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所说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先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动，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之资而承敌国之畔——超正常侔三王者，以此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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