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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种匡正虽不违法却破坏利益平衡的行为，它在国际、国内法上的法理根据是什么？学者讨论中见仁见智。例如，冯·波根迪（von Bogandy）认为，合理预期是国际法上的“情势不变”条款（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的具体化。而皮特斯曼（Ernst—U. Petersmann）则认为它很像英国普通法中的“衡平法审理权”（equity law jurisdiction）。也有的学者，如瑞士的柯蒂尔（Thomas Cottier）主张，它是作为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中的善意（good faith）原则，是善意原则中的“保护合法预期”（PLE）规则。
（1） 国际法上的“情势不变”条款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情势的基本改变”第一款规定：
“在缔结条约时存在的情势，已发生基本改变，又是当事国所无法预料到的，除非
（a） 这种情势的存在构成了当事国同意受该条约约束的必不可缺的根据；和
（b） 该改变的效果使按条约规定仍待履行的义务范围，发生重大变动，
则不得引为终止或推出条约的理由。”
这条规则中的“当事国所无法预料到”的改变，与“不违法之诉”的“合理（合法）预期”的标准极为相似。按国际法院对此规则的现代解释，强调判断“当事国预料到”这个主观因素的客观标准，即“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的预料，与不违法之诉的“合理预期”，十分接近。因此用来作类比是可以的。但从严格法律意义上来说，“情势不变”条款要求的实质条件，如“基本改变”、“必不可缺的根据”等要比不违法之诉严格的多，是“不违法之诉”很难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它的法理基础是不妥的。在现实GATT“不违法之诉”的案例中，1983年确实发生过引用“情势不变”条款的诉讼，即：欧共体诉日本“抵消EEC依GATT计入的利益，阻碍GATT目的实现”案（L/5479）。欧共体认为，尽管有关税减让和双边协商，由于日本市场的“持续不可穿透性”，致使欧对日本贸易出现125亿美元的逆差，而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在当初谈判时所无法预料到的。按“不违法之诉”中“利益”指竞争条件上的优势这个标准，贸易流量与贸易逆差均不作数；而按“情势不变”条款，贸易逆差也很难说是“基本改变”，“必不可缺的根据”以及“义务范围的重大变动。因此此案原告没有胜诉。它也表明，不违法之诉与情势不变条款是有相当大差别的。
（2） 衡平法管辖权
衡平法是英国普通法发展出来的概念和法律体系，30年代有些学者曾试图将之引入国际法，提出在国际关系里设置“衡平法庭”（equity tribunals），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关系日益恶化，使这种设想无法变成实际。因此，作为一个有助于人们理解的比喻，把“不违法之诉”比作衡平法式的审理诉讼权，是有益的，但作为国际法的法理渊源，尚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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