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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常常对胜诉具有重大作用，因而成为诉讼程序中带有一定决定性的因素。对于将违法与不违法的诉讼加以区别的GATT第23条来说，举证责任尤其重要。
远在1963年的“乌拉圭讼案”（BISD 11S/95）时，GATT专家组就对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的选择。乌拉圭在其诉讼状里摆出了15个发达国家对乌的出口产品采取的各种非关税措施，但并未说这些措施是否违反GATT规定，也未提供任何所造成损伤的具体资料。专家组认为，“仅因存在着任何国内措施，并不引起第23条意义上的抵消或损伤”，“由于不能确认（乌诉状中摆出的）这些具体措施符合GATT规定…必须作出如下规定：坚持下去就会抵消或损伤乌拉圭依GATT计入的利益”。这种依“表面理由”（prima facie）作事实推定，在西方法系中广泛使用的程序，起着把举证责任从原告转移到被告，由被告来举证反驳的作用，后来被GATT案例多次使用，如1984年“日本皮革案”（BISD 31S/94）。日本辩称，本案所涉日本的进口配额，尚未全面实行，并未构成对贸易的限制，也未造成抵消与损伤。专家组反驳说：“数量限制的存在就应推定为造成了抵消与损伤，不仅因为对贸易额有影响，还因为其他理由，例如会导致交易价增高并会造成影响投资方案的不确定性等。”到了1987年的“美国石油税（BISD 345/154）案，专家组在反驳美方进口产品税与国内产品税差价很小，微不足道等理由后，列举了前次数个案例以证明，“该推定实际上是按一种无法反驳的推定来运作的”。1979年的GATT东京回合文件和WTO的DSU都对此作了明文规定：“凡出现违犯涵盖协议规定的义务时，该行为就被视为构成了受到抵消或损伤的表面证据。这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可作出推定：违反规则就对该涵盖协议的其他成员方造成有害影响，在此情况下要由被告成员方举证反驳所诉。”（第2（8）款）
对“不违法之诉”，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正如DSU 第26条第1（a）款所说：“起诉方应提出详尽的理由以支持所诉。”就各案例中专家组对原告举证提出的标准而言，并不尽一致。有学者评论说，“专家组实际上对抵消或损伤的审查，似乎更多的是证明已发生了什么的举证，而不是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也有若干案情复杂些的案例，但专家组都坚持原告举证。例如1990年的“美国限制糖进口案”（BISD375/228）。专家组认为，“该限制虽违反第11条第1（禁止数量限制）但却符合（1955年）解除（美国在农产品上的）义务（waiver）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欧共体依GATT第23条第1（6）款提出诉讼；但要由欧共体来证明：依GATT规定计入给它的利益受到该限制的抵消与损害。”不过，后来发生的“柯达诉富士”（1998）一案，则把原告举证的规则复杂和严格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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