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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看到的，治理技艺的典范就是上帝将他的律法施加给他的造物。圣托马斯所说的理性治理的模型并不是政治治理，但十六、十七世纪在“国家理性”的名义下所追求的，是能够指引一个实际政府的原则。一般而言，这些原则与自然及其普遍法则无关。它们所涉及的是国家究竟是什么，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种研究引发的宗教愤慨。这说明了为什么国家理性被等同于无神论。特别是在法国，从政治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说法通常与“无神论”联系在一起。
3、国家理性还反对另外一个传统。在《君主》一书中，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内外敌人维持继承或是征服来的领地或领土。他的整个分析旨在确定什么可以维持和加强君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国家理性引起的问题是国家本身的存在和性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理性的理论家们总在竭力避开他；马基雅维里名声不好，他们不能承认他们的问题与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相同。相反，那些反对国家理性的人竭力贬损这种新的治理艺术，指责这是马基雅维里的遗产。不过，在《君主论》写成后的一个世纪，尽管有这些恼人的争论，国家理性还是标志着一种与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极为不同（虽然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理性出现了。
这种治理艺术的目的恰恰不是强化君主统治其领土的权力。它的目的是强化国家本身。这是十六、十七世纪提出的所有治理定义中最典型的特点之一。理性的治理就是：考虑到国家的特性，它能够在不可限定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压制它的敌人。只有力量不断增强，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敌人也这么想。只关心维持自己的国家最可能招致灾难。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它与一种新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不错，这种观点意味着，国家是现实的存在，必须在有争议的地域内、在不可限定尽可能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抗衡它的敌人。
4、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理性，如果理解为能够依照自身增强国家力量的理性治理，预设了一种特定知识的构成。只有知晓国家的力量，才能治理；也只有如此，治理才能维持。必须了解国家的能力以及扩展这一能力的手段。也必须了解其它国家的力量和能力。治理下的国家必须抗衡其它国家。因此，治理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贯彻理性、智慧、审慎的普遍原则，有一种知识必不可少，具体、精确、节制的知识与国家的力量有关。治理的艺术、国家理性的特征，与那时被称作政治统计学或是政治算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政治统计学或政治算术就是不同国家力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对正确的治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简而言之，国家理性不是依照神法、自然法或人法而治理的技艺。它并不一定要顾及世界的普遍秩序。它是和国家力量相符的治理。它是在一个广阔、竞争的框架内以增加这一力量为目的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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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七、十八世纪的作者理解的“治安”（the police）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极为不同。为什么这些作者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但是不论怎样，他们理解的“治安”不是在国家内部发挥作用的一个制度或机制，而是一种国家特有的治理技术；是国家干预的领域、技术和目标。
为了简明起见，我将用一个文本来说明，这个文本既是乌托邦式的，又是一项计划。它是最早的治安国家的乌托邦方案之一。此书系Turquet de Mayenne 所作，1611年，他把此书呈献给荷兰联合省总督。在《路易十四的治理科学》（Science in the Government of Louis XIV）一书中，J. King 说这本奇怪的著作很重要。这本书的题目是《贵族民主君主制》（Aristo Democratic Monarchy），这个标题足以揭示在作者看来什么是最重要的：相对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国家而言，与其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整体之间挑挑选选，不如把它们混合在一起。Turquet既称它为城邦、共和国，又称它为“治安”。
Turquet设想的组织是这样的。国王左右有四位高官。第一位掌管司法；第二位掌管军队；第三位掌管财政，也就是国王的税收和岁入；第四位掌管治安。第四位官员的职责似乎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按照Turquet的看法，他应该向臣民灌输节制、贞节、忠诚、勤劳、和睦、诚实。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即臣民的美德保证了王国的良好治理。但是，当我们涉及到细节问题时，看法就会有所不同。
Turquet建议每个省中都应该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部门。其中两个视人，另两个视事。与人有关的一个部门应负责生活中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方面。换句话说，它关注教育；涉及对每个人的爱好和天赋的测定；涉及到职业（有用的那些职业）的选择：每个年过二十五岁的人都必须注册登记自己的职业。那些不能从事有用工作的人被视为社会的渣滓。
第二个部门负责生活的消极方面：需要帮助的穷人（鳏寡孤独）；失业者；那些活动需要财政资助的人（不付利息）；公共卫生：疾病、时疫；水火之灾。
视事的第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商品和制成品。由这个部门来指示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市场和贸易也由它来控制。另一个部门负责“属地（demesne）”，即领土、空间：私人财产、遗产、捐赠和买卖要控制；采邑权要改革；道路、河流、公共建筑和森林也都有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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