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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督教的”牧领”（pastorship）暗示着牧师和他的每只羊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知识。
这种知识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个体。仅了解整个羊群的情况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每只羊的情况。在基督教的”牧领”出现之前，这一主题已存在很长时间，但是它现在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强化了：羊群每个成员的物质需要都必须告知牧人，牧人必须在必要的时候为成员提供物质需要。他必须知道正在发生的情形，每一个成员都在做什么——即这个成员的“公开的罪”。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他必须知道每个成员的灵魂中都发生着什么，也就是这个成员的“秘密的罪”，它在成圣的道路上的进步。
为了确保这一个体（individual）知识，基督教挪用了希腊化世界实行的两个重要手段：自我审察（self-examination）和良心的指引。基督教把它们拿了过来，但做了相当大的变动。
众所周知，自我审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中广为流传，这种自我审察是对善恶进行每日清点的手段，善恶都是相对于个人的义务而言的。这样，就能对一个人在走向完善的道路上的进展进行衡量：比如自我控制和对激情的主宰。良心的指引在某些有修养的圈子里也很盛行，但是忠告的提出只是在一个人特别艰难的环境下，比如哀悼期，或是一个人正在遭受挫折的煎熬时（有时候是要付钱的）。
基督教的”牧领”紧密结合了这两种实践。一方面，良心的指引形成持续的约束：羊不仅仅要在为了胜利地穿越艰难关口的时候被引导，它在每一秒都要被引导。被引导是一种状态，如果你试图逃避，那就不幸迷途了。人们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无人指引，他倍受煎熬，宛如枯叶飘零。至于自我审察，它的目的不是让人陷入自我意识之中，而是使自我意识向指引者完全敞开——向他显露灵魂的深处。
公元一世纪，许多禁欲苦行苦修（ascetic and monastic）文本涉及到指引和自我审察之间的联系，这些文本显示出这些技术对基督教有多么重要，而且已经变得有多么复杂。我想强调的是，它们描述了希腊—罗马文明中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完全的顺从、对自我的认识和向他人的忏悔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4、还有另外一种变化——也许是最重要的变化。审察、忏悔、指引、顺从，所有这些基督教技术都有一个目的：让人此世在自己的“克己（mortification）”中生活。当然，克己不是死亡，但它是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弃绝（renunciation）：一种每天都经历的死亡，假定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生命的死亡。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牧这一主题与死亡相连；但在这里，它不同于希腊的政治权力观念。它不是为城邦而牺牲；基督教的克己是一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关系。它是基督教自我认同构成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牧领”引进了一个希腊人和希伯莱人都没有想到的游戏。一个奇怪的游戏，它的要素是生命、死亡、真理、顺从、个体、自我认同；这个游戏似乎与通过公民的牺牲来延续城邦的游戏毫无关系。自从我们的社会碰巧把两种游戏（城邦—公民游戏和牧人—羊群游戏）结合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我们的社会却是变成了一个恶魔般的社会。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晚上我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一个途径。这个问题与我自第一本关于癫狂与精神病的书之后一直研究的那些问题相似。我先前已告诉你们，这个问题涉及的是经验（像疯癫、疾病、违法、性本性和自我认同）、知识（像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和权力（比如在精神病和刑事制度、以及所有其它与个人控制有关的制度中，所使用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出最复杂的知识体系，最精微的权力结构：这种类型的知识、这种权力把我们造就成了什么样的人？即使我们没有觉察到，这些关于疯癫、痛苦、死亡、犯罪、欲望和个体性的基本经验在什么方式上与知识和权力联结了起来？我知道我找不到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问问题。
二
上次我讲了原始基督教如何塑造一种“牧领”权力，这种牧领权力通过展示个人自身的真理，不断对个人发挥作用，。上次我还讲了，除了某些借用，比如对实践的自我审察和良心指引的借用之外，这一牧牧领权力和希腊思想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这次我想跨越几个世纪，描述另一个时段，这一时段本身在这种通过借助有关个人的真理而对个人进行治理的历史上特别重要。
这段历史与现代词义上的国家的形成有关。我指出这样的历史联系，显然不是暗示牧领权力的这一方面在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欧洲那一千年消失了，对我来说，与人们的预料相反，这一阶段并不是“牧领”成功的阶段。原因有好多，一些原因是纯经济的，对灵魂的牧领是一种城市才有的经验，很难与中世纪初期广泛贫穷的乡村经济相协调。另外一些原因则具有文化的性质：”牧领”（pastorate）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它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不仅要求“牧人”具有，还要求其羊群也具有。其他的原因与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封建制度在个人之间发展了一套与”牧领”完全不同类型的个人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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