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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哲学上展开不够，在伦理上却扩张有余。中国传统文化形而上的缺失，导致了知
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失落，这种失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崇拜权威，二是成为附庸。
太史公司马谈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
德，此务为治者也”。[24] 这可谓一语中的，同归一致者，专制政体也； 殊途百
虑者，君君子臣治道也。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培养下的学人，本质上都是
搞政治或热衷于政治的一群。从先秦开始，诸子门就铸定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
关系模式。由此，无论儒、墨、名、法，还是阴阳、道德，都处在承认君君子臣专
制的合理化大前提下，他们的争论无论谁家取胜，胜负如何，均是为此岸的政治统
治服务罢了。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文化中终极关怀的空白，而带来学术政治化的氛围。
由于中国学者们失了落对形而上层面的终极关怀，也就失落了彼岸追求，取而
代之的实用理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目光只能关注于此岸世界，而无法超越和摆脱
此岸世界政治的强制整合。人生的价值与政治权势如此地贴近，他们不可能产生对
此岸权势的超越性格，而只能发生对此岸权势的依附行为。即是依附，就意味着法
学家们丧失了独立人格。于是，他们对法律的研究从一开始起，关注的只是对社会
治理之术的探索，推崇“经世致用”，散发着一股实用──功利的庸俗味道。法之
原理、法之精神、法之价值等抽象思辨领域被抛在了一边，法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仅成为他们博取功名的手段而已，仅停留在注释的层次上，于是中国法律与伦理政
治结合，形成了法律政治化的特点。套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体研究》中的话分析
“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了”。法学幼
稚，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法学研究者人文话语的幼稚，是法学职业阶层精神品格的
失落、幼稚。
法学家是专门以研究法或法律为职业的人，它从事的是专门化的法律活动，关
注人的权利，研究社会管理的最佳模式，论证法存在的合理性等。当然法学家的研
究也存在着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但无论如何法学家必须具有自身独立
的地位，不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学家，必然使法学难以获得独立的学术品格，法学也
就只能是在国家权力的设定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如果法学家的身份被买办
化或官方化，如若法学家弃取对人类精神形而上学的追求，以学问问鼎政治，并且
身体力行，那么就是“串位”之为，实际上，法学家为弘“道”而走进权势，可是，
“道”一入“势”，尚未治“势”，却先被“势”治，其“道”也就无法再逃避政
治的强制整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理想与政治实践的互相交叠，非但很难实现他
们的政治抱负，反而使学术上的独立自由精神陷入于夹缝中挣扎的尴尬境地。笔者
认为，今天的法学工作者们在主流社会强大机体的压制下，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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