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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表明，希腊化时代的个人主义以共同体力量的衰微为其生长契机，这似乎暗示我们：个人主义理念的伸张须以共同体力量的消减为前提。的确，在个人与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中，某种共同体力量越是强大，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所受到的“关照”也就越是周全，个人的独立私人空间也必然相应递减（根据这一认识，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近代以降的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国家的“守夜人”角色之缘由）。但是，共同体力量的衰微并不表示个人主义便能自然生成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功效。欲使个人主义成为人们的理想所系，对于个人而言，至少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在客观上个体独立生活能力随着共同体力量的消退而同时跟进；其二，在主观上个体愿意摆脱共同体无微不至的“关照”。易言之，个人主义理念的健康发育须以个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愿意克服对共同体的依赖为前提。然而，在马其顿人势如破竹的武力征伐下，久受共同体庇荫的希腊人还未来得及提升其独立生活能力，作为其生活依赖的城邦力量即已崩溃，面对随之而来的剧烈动荡，即使是号称以追求智慧为己任的哲学家们亦显得不知所措——动荡的政治局面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他们在安稳环境下孕育出来的智慧。因此，与现代个人主义思想相较，希腊化时代的个人主义与其说是个人自觉争取的结果，毋宁说是个人在别无选择情况之下的一种被动接受。我想，彼时若能给希腊人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也许宁愿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安逸稳定的“共同体主义”，而拒绝生活无依的“个人主义”。
由于个体力量的缺乏，马其顿人治下的希腊人除了消极避世，几乎无法找到其它更好的生活方式。无可奈何的哲学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皆以寻求精神自我安慰来引导渴求幸福的人们对现实进行消极的逃避，并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人们以禁欲作为代价。如犬儒学派的宗旨是“像一条狗一样生活”；怀疑主义宣扬“未来的一切都无从把握”，因此最好的处世方式就是“享受目前”；伊壁鸠鲁号召人们极力去追求极端节制的“静态快乐”，并宣称“一个人被鞭挞的时候也可以是幸福的”；而斯多葛学派则冷冰冰地要求人们抛弃欲望、苦修“德行”。
如果欲望与幸福单纯是相冲突的，那么，对欲望摒弃得越彻底，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就应该越高。但是，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人们失去了欲望，他们又为什么要去追求幸福？或者说幸福与否对他们有何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幸福的实现恰恰是以欲望得到满足为标志的，二者呈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紧张关系。因此，实现幸福的途径应该是存在于对人们正当欲望的最大限度满足之中，釜底抽薪地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了幸福本身。从根本上说，如果不能消除产生痛苦的原因，却教导人们对这些痛苦要做到视而不见，这种道德教条必将陷入自欺欺人式的幻想。依循上述近乎自虐的精神安慰方法，尘世中的普通个人根本无法克服混乱秩序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此可以认为，代表个人主义的犬儒等四大学派事实上并未为人们追求幸福找到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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