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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以城邦国家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下，个人几乎没有任何独立价值可言。因此，自由城邦时期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式基本上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而只能表现为共同体主义。例如，在普罗泰戈拉看来，人是一种隶属于政治的动物；一切道德与法律的有效性只是与产生这些道德与法律的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着，只有在那个社会认为这些道德和法律是良好的它们才是有效的。普罗泰戈拉的这些主张表明，他“决不是伦理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代表”（策勒尔语）。这意味着，普罗泰戈拉所称作为万物尺度的“人”，与其将之理解为“个人”，倒不如说它是与“自然（万物）”相对应的“人类”整体来得恰切。但是，与此前的主流思想不同，智者的思维方式毕竟带有强烈的怀疑色彩，再加上他们经常往来于邦际之间的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思考范围开始脱离某个固定的城邦政制，从而在其学说主张中出现了某些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萌芽。
较为确定的个人主义兴起时期是马其顿征服并统治希腊的希腊化时代。在具有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眼里，马其顿人显然是蛮族。但是，正是这些没有文明教养的蛮族以粗暴的武力征服了希腊。他们的到来粉碎了希腊人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从容不迫地追求“智慧”的梦想。由于统治希腊的马其顿人不仅缺乏一个足以令万民臣服、具有无上权威的专制者，而且没有能力建立起一套足以促成社会稳固的制度规范，希腊社会遂无可挽回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国家已不再为人们提供秩序和安宁。惯于享受稳定、优裕生活的希腊人从此为绝望衰颓的气氛所笼罩。在残酷的现实之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政治动物”而存在已变得没有意义，政府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必要的费事。于是希腊人不再追问“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这种空洞而不合时宜的问题，而只是脚踏实地地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个人如何才能够达至幸福？这意味着希腊人从对共同体的关心被迫转到了对于自身生活的关切，由于供他们用以作为思想出发点的共同体已不堪其任，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式遂从国家主义（共同体主义）转到了追求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而哲学的任务则被设定为为人们提供一个人生避难所。这一时期哲学的特点正如安古斯在其《剑桥古代史》中所概括的：“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在希腊化时代，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流派主要是犬儒学派、怀疑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这几个哲学流派的共同点在于皆一无例外地在应现实需要而关心个人德行与幸福的问题意识下创立，其观点以及思考方式均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特征，而它们得以存续的最高价值也就相应地体现于如何实现个人幸福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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