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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朱庆育


【全文】
  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
  朱 庆 育
  自谓负有“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使命”的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参照系亦无所谓得失,梁老先生的这一精当见解即是在比较中西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时至今日,“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乃奠立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论断早已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然而,即便如此,“西方文明中个人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一追问仍不宜受到搁置,原因很简单: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其间无论出现了多么波澜壮阔的场面,离开了源头都将变得不可理解。这篇短文的目的即在于简略考察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渊源。当然,伴随着相关理论的日渐精细,“个人主义”一词发展至今已具有多重含义,因此在追溯其历史轨迹时,就必须有一个标准来判断何种主张可归入个人主义家族谱系之列。我注意到,无论“个人主义”一词存在多少歧义,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凡是被称为个人主义的理论皆以个人为基点展开,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以个人价值为出发点与归宿。考虑到个人主义理论在其源起阶段的粗糙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之作进一步的内部区分,本文因而采上述能够涵盖所有个人主义理论的宽泛标准。
  以大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原子论为界,我们可大致将古希腊哲学划分为宇宙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两个阶段:前者以探究宇宙的起源、构成等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后者则从对宇宙的研究更多地转到了对人自身的追问。这一转向的肇始者为颇具怀疑精神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及其以后的希腊哲学、直至导致古希腊哲学终结的新柏拉图主义为止,皆具有以人为中心这一特征。在原子论以前的宇宙中心论阶段(除智者学派以外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人仅仅被视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在哲学家的视野中并不具有终极地位,因此基本上无所谓个人主义与否的问题。个人主义关涉的是个人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它必须以人类自身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得到强调为前提。
  在人类中心论阶段,智者领袖普罗泰戈拉的一句名言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普遍关注,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其中的“人”曾被释解为“个人”,普罗泰戈拉也就因此被视为个人主义的先驱。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同样,对普罗泰戈拉这句话的分析亦须结合当时的特定语境。历史学家一般把古代希腊语世界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由城邦时期、马其顿统治时期(即希腊化时代)与罗马帝国时期。自由城邦时期的显著特点表现为以城市为单位,由全体城邦公民组成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并无严格的分野。享有政治权利以具备城邦市民身份为前提,几乎所有政治事务均由全体市民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处理、决定,人人皆为“政治动物”。在城邦政治之下,社会秩序依靠市民对国家的忠诚来维持,个人的价值亦必须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得到体现,作为个体的市民难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留下过多的私人生活空间。对此,贡斯当曾描述道:“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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