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就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奇迹般地发展。这种经济上的发展对行政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行政权因政治斗争而独立，那么则因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同时又受限。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对行政权力的需要的扩大，不再可能保持初期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这样行政国就出现了。行政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法的发展，但是已经使得行政法的任务发生了与初期完全不同的变化。初期，行政法只是为了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或者代表保守势力的王权之间的分离。为了维护行政权的独立，必须对它进行维护，正因这样，导致了戴雪对法国行政法的误解，认为它是保护官吏的特权法。维持行政权的独立，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和谐是当时行政法的首要任务。行政国这个利维坦怪物的诞生，面临一个控制和转化行政权的时代任务，这就是当代西方行政法的主要任务。
以上只是描述了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的大致轨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行政法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基本上经历了政治决定行政法和行政法作为公法的一部分对政治予以限制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中国行政法的困境是由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决定的，现代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任何一个转型时期势必要承受五大危机的考验：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以及整合危机。
一、 行政权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一般来说，行政权来自
宪法，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授权，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代表的意志,它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立法机关和法律所欲求实现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的传送带理论。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像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一般简单，遵循规则并不能保涵盖行政权合法性的所有来源。现代社会已经受到经济理性越来越大的影响，形而上学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实效性所取代，就像金克木先生所说的，“重要的不是道理，是效果，是对以后的影响”。 因此，象传统公法上的公共利益不可处分和交换等原则 ，已经受到了挑战，行政权作为一种平等实施的象征的意义正在衰退，行政权愈来愈作为一种资源被合法（非法）、公开（秘密）地交换。合法、公开的交换，象将行政权力委托给社会公共组织行使，或者象美国的辨诉交易，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和解及在赔偿领域的调解等；非法、秘密的交换如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腐败行为。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因此对效率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行政贵乎神速”说的就是道理。实际上，效率已经成为行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迟来的正义形同非正义，在对行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象不作为违法已经得到了承认。所以，现代行政法的合法性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行政权所承载的目的以及这些目的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