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美化人治歪曲历史的欺世之作
郭道晖
【全文】
一篇美化人治歪曲历史的欺世之作
——评张光博教授的所谓“驳斥”
一篇美化人治歪曲历史的欺世之作
——评张光博教授的所谓“驳斥”
20年前，即1979年春，我在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时，有幸听到彭真同志许多有关法制的讲话与谈话。有一次，他谈到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人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法制、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随后在1980年，党中央组织党内高级干部4000余人讨论将在党的11届6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
“历史决议”)。我被派去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党的领导干部小组的秘书。有一次在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难道不是浩劫?!”那时在“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发生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反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和“四清运动”的历次政治斗争)，又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其中错划“右派”55万，“右倾分子”三百几十万)。他沉痛地说：“对于这些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不去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而不肯正视的原因是怕揭伤疤引起所谓“副作用”，结果，其产生的负作用远远大于彻底揭示与否定这些事件所臆想出的“副作用”。
党的革命老前辈的教导，引起我很大的震动和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纪之交，在反思和总结20世纪的曲折历程时，作为一个入党已半个多世纪的党员和法学工作者，深感自己有责任从法治与法学的视角，从理论上来探讨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我再次学习了
“历史决议”和毛泽东、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研究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写就了一篇《毛泽东与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以下简称“郭文”)，发表在《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