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
　　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
　　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⑤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⑥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⑦和“使各为其所长”⑧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⑨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⑩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11）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12）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14）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6）正因如此，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7）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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