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形象地形容公司章程这一社会契约的签订过程。国家通过
公司法作出类似要约引诱的行为，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格式合同的文本。而公司设立者所制定的章程则是根据该引诱所作出的要约，该要约送达契约另一方的时刻即公司设立登记之时。如果章程条款违反了法律和法规，那么公司登记机关是无法代表国家做出最后承诺的，因此我们看到《
公司法》以及《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不予以登记或要求对之进行修改，最后的承诺权始终掌握在国家一方。如果经过审查，公司符合登记要求，或者公司在发生重大事件需要修改章程时，也经过国家机关审查通过，契约就成立了，契约各方（国家、公司成员）都要受到自己承诺的制约。其中国家参与的目的是为了矫正不良外部性或将外部性尽量内化，这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因此，如果公司董事发生越权行为，且相对人为善意，则虽然该行为有效，但国家则有义务通过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在公司内部向该董事进行“追偿”。
对章程意义质疑的回应——操作性可能
人们对于章程意义发生质疑，主要来源于英美
公司法上越权规则从建立到废除的演变过程。“越权行为”（Ultra Vires）的外部效力规则称为“越权规则（The Doctrine of Ultra Vires）”该词的拉丁文原意指人的行为超越其法律能力。现代英语中专指公司的越权行为。越权规则的含义是公司超越其章程目的范围的行为无效，对公司没有约束力。越权规则在英国的确立始于1875年英国上议院审理“阿西伯利铁路公司诉瑞切”一案，而一百余年之后1989年英国修改
公司法时废除了该规则（英国公司法第
35条A款和第
711条A（1）款）。美国则早在20世纪初就对公司越权行为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越权规则的在英美国家的最终废除，意味着公司的行为可以不受章程目的范围的限制，章程中关于公司目的的条款也可以为“包罗万象”式的，即允许用“为任何合法的目的而成立”。我国的《
合同法》第
5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有人会提出疑问，那么章程中关于公司目的的条款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