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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首先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人们首先按照血缘关系相互辨认；地缘关系可以看作是血缘关系的投影（费孝通，1985）。家族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而逐渐瓦解。中国虽然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农业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地域面积上都占有较大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工业化沉重的包袱。这种状况的改变有赖于社会流动的加快。婚姻范围的扩大及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得家族的范围在缩小，作用不再那么明显。城市化运动促进了乡村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平行流动和垂直流动。但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有一些疑虑。农民的流动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主要是户口。而普遍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流动。经济学已经证明，只有在每一单位的土地的边际产出和每一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资源配置才达到最优。当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下降时，便会出现劳动力的剩余。而我国的情况却是土地的效益低。首先，天然存在着“工农业剪刀差”。其次，农民除了国家税收外，还要负担乡村两级的统筹和提留，以及名目繁多的集资，摊派和罚款，加在土地上的负担超过了土地的经营收入，便出现了农民流往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这种城市化包含了太多并非生产力发展而推动的因素，却伴随着对农民利益的损伤，这种背景下的国家正式法很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这时，看来我们又要求助于习惯法。然而，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需要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也就是需要一个法治国家的建立。而习惯法的自发性显然与此不相适应，而且中国的习惯法包含了太多的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因此，在忽视习惯法这一点上政府与学者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在我国目前的制定法中，只有少数几条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提到了“依照习惯”，而民商法中却只字未提“习惯”。这似乎有一种“我思故我在”的味道在其中。以为在正式法中忽略习惯，习惯法就不再起作用，而政府就成功地改造了习惯。其实，既然家族的瓦解存在着那么多困难，以家族法为特征的习惯法的消失并不容易，我们与其把习惯法视为糟粕，不如把习惯法看成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资源环境。作为环境既有消极的因素，又有积极的因素，一个新制度生长得如何是基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习惯法仍可能而且应该发挥其作用：（1）虽然习惯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经过近百年的现代法治的冲击，我们今天的习惯法不仅包括儒家文化，“家族主义”传统，而且包含着西方现代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因素。（2）习惯法中蕴涵着法律的一些共同规律，具有规范意义。（3）习惯法与民众的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吸纳习惯法能使僵化的正式法更富有生命力（朱苏力，1999）。
承认习惯法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守习惯法。作者分析习惯法，分析历史只是想找到今天中国法治建设的症结之所在。中国今天虽然有了大量的现代立法，而法律的实效却并不高。习惯法作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资源环境，其消极作用大大超过了其积极作用。习惯法的盛行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无法实现现代法治的司法公正。程序正义，依法治国。然而由于习惯法与民众具有密切的关系，它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们无法通过改造或压抑民间习惯法而完成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法作为历史，自然的发展过程须经历三个阶段：习惯法，学术法和经编纂产生的法典。中国似乎缺少了“学术法”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看来更需要有象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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