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审讯后被释放，次年夏天，苏俄政府根据列宁的指示，“全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采取新的措施，决定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在经过周密调查后确定的160名最积极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单中，别尔嘉耶夫名列榜中。这年秋季，他被驱逐出境，并被警告，如果再在苏俄境内出现，将被枪决。[20]从此他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活，1922到1924年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建了宗教哲学学院，揭示了德国文化人类学家舍勒，双方在互相交往中丰富了各自的思想，1924年，他的《新的中世纪》一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使他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后来移居巴黎，结识了更多欧洲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寓所成了当时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流亡状态并没有阻挡住别氏的思考和创作，他始终不懈地关注和探索着人类精神时的发展，人在现代世界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他保存着俄罗斯灵魂特有的爱和悲悯，以人格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尘世间的恶、苦难与不幸，并对人和宇宙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上帝和恶魔、信仰与知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永恒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真理与伪理、文化与文明、自我和非我、毁灭与复活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思考。[21]在这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别氏的哲学人本主义，也可称哲学唯人主义，其基本思想是人的自由。尽管这位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向四个方面发展的：论证人的绝对自由是其生存和创造的条件；在解释关于人的世界地位及其与上帝关系的宗教神秘主义知觉的基础上，构思形而上学；论证个人与社会的二律背反；建构史学末日论。但所有这些方面都集中在人的身上，所以人们才称别氏的哲学人本主义是唯人主义。[22]而这些，都是贯穿在别氏对社会主义的不调和对抗之中的。
　　与别尔嘉耶夫一起被驱逐出境及其他流亡海外的还有很多人，他们组成成了侨民团体。这些人对社会主义俄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整日思考着如何和武装推翻它，而别氏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克服。1922年，别尔加耶夫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西方国家应当在形式上承认苏维埃政权，这样，使这个政权不被隔离，它将深入世界生活之中，能够使布尔什维主义坏的方面变得温和起来。这是一个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见解，可是，是流亡在外的侨民（特别是左派）大吃一惊。同样，他也反对图谋以暴力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白色运动”，与白色侨民团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原因是他们仇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完全是因为后者消灭了自由，相反，思想自由在这个侨民的圈子里并不必有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承认的更多一些。[23]所以，在国外的俄国人圈子里他也一直是苦闷的，他完全不想走入这个环境。“我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他们接受我并不是因为我实际上的面貌。我最珍惜的是思想家的独立性和自由，我不会加入任何营垒，环境不仅被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动所充满，而且被一般的根据最始的热情发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中的反动所充满，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直呼吸困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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