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格和批判哲学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于1899年发表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并因此与后者相识。但是这时他已算不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是坚定地站在康德的“先验”立场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别氏更注重对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的保卫，后来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由于他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说他不可能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年别氏还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跟卢那察尔斯基争论，因为后者不承认真理脱离阶级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别氏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而别氏则认为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他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1]还有，对托尔斯泰，妥斯妥耶夫斯基以及易卜生等人的阅读，使他进一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与它从来没有融合过。[12]”
　　这些决定了他对1917年俄国大变动、布尔什维克上台的态度。早在1907年，他写的一篇并收入到书中的文章《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别氏就准确地预言，在俄罗斯，当真正的革命来临时，胜利者将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设想俄国大革命是自由与人道的胜利，我在1917年以前很久就写道，这次革命将是敌视自由与人道的。俄罗斯的命运就是如此地悲惨。”[13]别氏几乎是不厌其烦，在同一本书里，他还说“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的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14]“在临近革命的几年里，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通常，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团体能融为一体，有时我甚至主动地说，我是歧异和疏远的。”[15]
　　事实上，1917年的别尔嘉耶夫还是比较“积极”的，他参加游行、参加集会、主持讨论、参加了“作家协会”，坚持写书，甚至还在一个短期内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委员，虽然在这个所谓的“预备议会”使他感到十分不适应和愚蠢。他还一度被选为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的教授。但是他很快感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险。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16]但是他也看到了，革命虽然推翻了20世纪初俄国文化的复兴，转变了它的传统。但是，与俄国精神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人依然故我。于是，他萌生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必须把过去精神文化的活动家集中起来，并且创立一个中心，以便继续进行俄罗斯精神文化活动。这应该是一个宽容而且广泛联合的群体，承认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17]。于是，1918年，别尔加耶夫着手发起成立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并成为主席。在这个学院里，坚持的是讲演课、课堂讨论、公开辩论，由于没有固定的地点，讲演和课堂讨论甚至都在不同的地点。每次活动都没有在报纸上发过通告，但依然人潮如海，因为这里存在着巨大的智慧的渴望，自由思想的需求。虽然，在俄国，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18]照别氏自己的话说，是“我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斗争，这是反对它的精神的斗争，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19]显然，这成了别尔嘉耶夫别驱逐出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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