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童年的这种与外界的不和谐，却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并将它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这使他有着比同龄的孩子有着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去思考，以致使他在幼年时就有了惊人的阅读量和比别的孩子对很多与哲学有关的玄远幽深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从他的自传里可以看出，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很早读了很多他们的著作，特别是《战争与和平》。早年就读了叔本华，并在一段时期内深受影响，当参加逻辑的毕业考试时，就已经读完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穆勒的《逻辑学》，那时，他才14岁。
　　然而，他的青少年时代也因此是忧郁的，忧郁甚至使他讨厌生活，“实际上所谓的‘生活’，不过是充满了性爱和为优越地位、威力而争斗的岁月。我常说，我实质上是不参加‘生活’的，我从远处听着它，只是刻画它。”[4]　 他的这种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他很小就有自己的图书馆，而且不许别人进行任何干扰，甚至到了老年，当他回忆时还说：“我和许多人有关系，但实际上从深处，我不属于任何圈子，除了自己的创作以外，我完全不为别的东西贡献。我的本质深处一直属于与众不同的东西，对社会问题我不仅不是漠不关心，而且是十分为之忧心，我有‘公民义务’感，不过，在实质上，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我是非社会的，一直不是‘社会的’，社会的学派在任何时候都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人，我一直是以精神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5]小时候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惊人的阅读量以及他对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许正是能解释他此后一生中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成长背景。
　　二、抗争与流亡
　　别尔嘉耶夫的确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比如出身贵族，属于“统治者”阶层，但他又属于“忏悔的贵族”（虽然曾一度反对过这种思想体系），讨厌统治和权力[6]。
　　1894年，别尔嘉耶夫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的自然学系，一年以后，转入法律学系，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卢那察尔斯基交往，并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大学学习期间，是别尔嘉耶夫脱离贵族世界走向革命的转折时期。事实上，年轻时的别尔嘉耶夫就非常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爱他伟大的俄罗斯祖国，据他说，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感情得益于对《战争与和平》的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流亡了近20年的他还感到自己与苏联红军的胜利融为一体。进入大学之后，当时俄国的现实存在的种种弊端：沙皇的专治、经济的凋敝、农民的苦难与沙皇政府的穷兵黩武，都使这个有责任感的青年不满，并立志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世界，彻底铲除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公正的现象，为了追求真理，他在大学一年级就通过同学洛戈夫斯基的介绍接近了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这一时期，他被马克思的思想深深地迷住，认真地钻研了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是着力不少，“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他的历史哲学的气魄，世界前景的宏大描述迷住了。”[7]（事实上，还是在进入大学之间，在看到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与明显起来[8]）。这一时期，他还在行动上积极参加革命，1898年，因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被捕，旋即被学校开除，并于1901——1902年被流放与沃洛格达。[9]　 然而，流亡时的别尔嘉耶夫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当我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看到必然导致专制、导致自由的否定性因素，”[10]并成为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认识到，唯物史观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那时仍然非常欣赏唯物史观。于是，他开始试图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康德、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论文《朗格和批判哲学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及其第一部专著《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关于米海伊洛夫斯基的评论》之中，不久，他意识到，这种调和是不可能的，便放弃了这种努力。在流放地写就的两篇文章《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和《从哲学唯心主义观点看伦理学问题》表明他已完全转向了唯心主义，而他的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更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宗教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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