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中国历经了上百年的屈辱与斗争才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是，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总体性社会（Totalistic society）。”[22]在计划经济调节下，经济个体——企业，被紧紧的束缚在整体计划之下；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个人被紧紧地束缚在单位、组织之下。很长一段时间中，个体意识仍是无法发展，“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位置，当时树立的是‘驯服工具论’与‘雷锋精神’，以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国家安排，做一颗‘螺丝钉’，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运转。”[23]此时的中国社会，被控制在整体主义的行政秩序当中，连法律秩序都无从谈起。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决定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国家的直接干预大大减弱，而以宏观调控为主；在政治上，行政手段逐步减弱，法律意识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法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法学也骤成“显学”。
　　同样是经济法的兴起，在东西方背景却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经济法是为市场机制的建立“保驾护航”；而西方国家所要解决的则是市场本身的固有缺陷，经济法是为了解决这些缺陷。中国是长期的整体主义社会向个体主义过渡的转型期，而西方却已经历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循环。这样的不同背景，就决定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还必须经历一个反复的阶段。
　　“1998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就是自由主义学理立场的公开言说。”[24]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个体意识得到蓬勃发展，并上升到个体主义、自由主义这样的层面，柏林、哈耶克等成为了中国学术界所推崇的人物。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就认为，市场经济下只要通过民商法保障形式公平即可，而无须通过经济法来追求实质公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市场规制都无必要，市场会自己做出调节，市场是公平的。在这样一种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引导下，中国法学界的重心也就开始向民商法这一以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法律倾斜，经济法自然从“显学”沦为了“冷门”。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个体主义的“补课”时期，正在补上西方在18、19世纪的发展阶段，即循环中整体——个体的阶段。民商法成为法治建设的中心也是符合了循环的主线的原则。
　　五 结语
　　处于“补课”期间的中国，经济法只是暂时的低谷，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后，经济法将会在中国有一个复兴的过程。当代世界，两种经济体制已趋于融合；在政治上，西方国家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号，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在法律上，也必然有一个趋同的过程，经济法在西方的发展，证明了其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也必然将会确立起经济法主导的法律秩序。但是，这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经济法学者应该消极地等待这个时候的到来，而是应该通过对过去经济法发展的反思，对经济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刚刚加入WTO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更应该思考民商法秩序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以经济法去解决民商法秩序的弊端，去应对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在的中国少走西方市场经济初期的弯路，使未来的中国以其先进的法律秩序领先于世界。[1] 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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