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令，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一点，我们从以上列举的汉唐两代令的名称便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仅如此，梁启超关于律与令的比较，也可以让我们对此有更多的认识。律令两者所调整的对象固然有相同之处，如律有卫禁，令有宫卫；律有户婚，令有户令；律有厩库，令有仓库、厩牧等。但律令的差别仍然是清晰的。“令之范围甚广，律之范围较狭也。令则普涉于一般国法，律则专限于
刑法也。然则律与令二者非性质上之差别，而资料上之差别也。非如日本命令与法律之差别，实如日本
刑法与其他法律之差别也。”67
（三）比
比是汉代的一种法的形式，亦称“决事比”、“法比”。也就是清代以来所称的例。比能作为一种法的形式存在，也是由于仅有律、令，尚不足以应对实际生活对法的需求。“盖法文有定，而行为之变态无穷。以有定驭无穷，势必不给。故折狱者不得不随时比附。此各国所不能免也。”68 比的方式有别：或是比附法文，或是比附条理，或是比附经义。比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法的推理的途径。
所谓比附法文，诚如《汉书·
刑法志》所云：“制疑狱者，各谳所属官长，皆移廷尉。廷尉不能决，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史记·张汤传》亦云：“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
所谓比附条理，是指在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凭其心之所安以为断，《书·吕刑》所谓轻重诸罚有权，《周官》司剌职所谓求民情断民中而刺上服下服之罪，是也。此自古有之，而汉代法文简略，用之尤广。”69 汉代的比，数量很多，《汉书·
刑法志》谓：“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晋书·
刑法志》则谓：“汉时决事，集为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也有增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比的作用很大，数量又很多，因而也就容易为奸吏用以营私。《汉书·桓谭传》云：“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汉书·
刑法志》又曰：“奇请它比，日以益滋。”
所谓比附经义，则是由于“我国崇古而尊经，视经义与国法，有同一之效力。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70 梁启超引《汉书·张汤传》所云：“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引《晋书·
刑法志》所载应劭奏上《汉仪》表云：“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义，数遗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这应劭的《汉仪》，自言是根据《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等编著而成的。所谓《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都是判决例，即所谓比。71
关于汉代法的形式，不少著述阐述了一种称为“科”的法的形式，认“科”为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令条文。《晋书·
刑法志》有云：“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但梁启超对于把科也视为与比并行的另一种自立的法的形式，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就是比。他说：“《魏律》序略，杂引律有某条，令乙令丙有某条，科有某条。又言以省科文，又言于旁章科令为省。然则科者，当时一种法律之名，而与律令异其性质者也，殆即判决例，而汉时所谓比矣。不然，汉之法比九百余卷，何序略不一引之耶？此说若信，则比与律令，有同一之效力益明。”72
如果梁氏此言可信，我们又如何理解《汉书·桓谭传》以下所云所注：“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科谓事条，比谓类例。”
（四）例
比作为一种法的形式，发展到后来，称为例。到了清代，例的地位有大提升。乾隆五年，终于颁定《大清律例》。以例的名称而进入法典之名，自此开始。
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例，需要对例予以定性，需要研究例与律在性质上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关于这些问题，梁启超是作了努力的。
梁启超在论述明清成文法的第八章，首先是引述大量前人撰述，论说例与律性质上的差别，为它们定性。光绪四年，应宝时撰《增修律例统纂集成》序云：“汉自萧相国采摭秦法，作律九章，此律之名所由始。而后人申言之曰例者，则《王制》之所谓比也。比则察其小大，而狱之轻重判焉。”这里，应宝时将律定位为前人所确定的规则，而将例界定为后人在用律办案时对律的解释和引申。换言之，律是本源而例是流变。这是有其道理的。不过，说萧何是“律之名所由始”的肇始之人是不确的，商鞅改法为律，才可谓“律之名所由始”。
梁启超又引道光三年吴廷深撰《新增律例统纂集成》序：“其曰例者，《王制》之所谓比是也。古者狱辞之成，必察小大之比。律尚简而例独尚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以徽引。” 按吴廷深的意思，律与例各以其简和繁为特征，这样的特征如果孤立地发挥作用，则虽然有优点，却也有阙失；如果结合起来，则不仅可以保留优点，还可以有相得益彰的功效。吴氏此论，从律与例的相辅相成的角度阐述了两者的关系。
同治六年王凯奏撰《重修律例统纂集》序，也为梁启超所引用。该序云：“是故断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为变通。”王氏将例的存在，看做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对律的一种补充。这种看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律、例两者的关系。
道光六年祁埙撰《新修律例统纂集成》序云：“律一成而不易，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通行天下，俾知遵守。故律文自雍正年删改增并，合为四百三十六门，至今仍循其旧。条例世轻世重，因时地而酌量变通，增纂删改，款目繁多。”此论与上论大体一致，但更为具体，也更显律之稳定和例之灵活。
梁启超还引述道光九年常德撰《增修律例统纂集成》序所云：“律犹日星，悬诸天壤而不可易，例则如缠度次舍之运行，或日易焉，或岁易焉。故天道五岁而一祧，星家于是有置闰之法。律例亦五岁而一辑，法家于是有增修之文。” 常德所言，以日月星辰为例，论述了律例的各自特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在博引旁证之后，梁启超说：“由是观之，律者永久不变之根本法也，例者随时变通之细目法也。……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73 律与例的这种关系，相当于现代各国法律与命令的关系：不得以例破律，犹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
但是，这恐怕只是表层的。律与例未必真的是这种关系，例对于律未必真的是谨守城池而不触动的。梁启超论说道：虽然律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但它难以与时势的推移相适应，是不争的事实。而例则可以根据社会生活和客观情况的需要和变化而产生而运用。律与例的这种特性和功用上的差异，使得它们之间难免发生矛盾。虽然“以近时法理论之，司法官只能用法，不能制法，故判决例万不能认为法律。若判决例经国家采用承认编入成文法中者，则已为律而非复为例矣。”但从实践来看，例对于法不仅有弥补不足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也可以起到法的作用，事实上它也就是法。 “在古代立法机关未备，裁判官于裁判之际，得以已意所推条理变更补正成法者，往往而有，我国之条例实属于此种，英人梅因氏所谓‘判事制定法’也。故《明史·
刑法志》又云，‘自成化以后，律例并行，而弘治万历间，屡次钦定条例’，盖与律有同一之效力矣。及乾隆定《大清律例》，始以例与律并列。而《嘉庆续修会典》卷四十一云，‘有例则置其律，例新有者则置其故者’，又云‘断狱者当以改定之例为准，不必拘泥律文’。又《刑案汇览》卷十四：‘查律乃一成不易，例则随时变通，故有律本轻而例加重者，亦有律本重而例改轻者’。然则非徒可以例破律，而律与例有相矛盾者，且适用例而不适用律矣。故我国现行律例之性质，盖如各国旧法律与新法律之关系（旧法律与新法律抵触者则以新法易旧法），非如各国法律与命令之关系也（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7476 许多事情一到了中国，就是有变易的。
（五）格
格是中国封建时代成文法中曾经长期存在的又一种法的渊源。格渊源于汉代和魏晋的“科”。东魏时开始以格代科，并有了经过对科的整理和删定而产生的《麟趾格》，它的出现，使格上升为独立的法典。至隋唐时，格有显著发展。隋唐时期法的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格是其中之一。宋元时代，格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元代的格还是当时的法典。
关于格的性质和主要内容，学界说法不一。有的将格定位为封建时代的行政法规之一。有的则认为格不仅仅是行政法规，它同时也包括皇帝通常发布的有关定罪量刑以至于修改律令的敕令。实际上，格在不同时代的内容是有分别的。格在魏时，主要是规定刑事制度的。隋唐时，格的性质和内容发生变化。人们大多认为隋唐时的格就是行政法规，我则以为隋唐时的格恐怕是兼有刑事和行政两方面的内容，而以行政为主。隋唐时的格的性质和内容，我们从当时的典籍所言是可以考订的。《新唐书·
刑法志》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前引《唐六典·刑部》关于“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的界定，同样需要引起注意。在这里，规制“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可以列为行政法规的调整范围，而“禁违止邪”则显然不是行政法规所能完全担当的任务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唐代的格有二十四篇，包括吏部格、司封格、司勋格、考功格、户部格、度支格、金部格、仓部格、礼部格、祠部格、膳部格、主客格、兵部格、职方格、驾部格、库部格、刑部格、都官格、比部格、司门格、工部格、屯田格、虞部格、水部格等。这二十四格是以尚书省二十四曹名称为篇目的，从篇目名称及其所反映的内容这一点看，唐代的格则似乎就是行政法规了。至于宋代的格，是以规定官员和百姓的奖惩标准为己任的，那时的令，是典型的行政法规。到了元代，格又成为规定刑名和刑罚的法典，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元初的《至元新格》便是元律。明清则不再有格这种法的形式。
梁启超在《这个成文法编著之沿革得失》中，主要是在论述唐代成文法时，阐述格这种法的形式的。梁启超认为，唐代的格，与律的界限最难分明。武德元年，编制五十三条格，二年之后将这些格编入律，使这些格也成了律。但到了贞观十一年，在律令之外，又颁行了七百条格；永徽三年，在律令之外，复又颁行格十五卷。格的重新颁行，使格离开律而独立起来。“自兹以往，武后朝则有《垂拱格》（神龙元年删定），中宗、睿宗朝则有《太极格》（太极元年奏上），玄宗朝则有《开元格》（开元三年删定）、《开元后格》（开元七年删定）、《开元新格》（开元二十五年编纂）。其后屡有修改，皆名为格，不名为律。”75 然而问题是，自开元颁行新格以后，就不再有新律了。这样一来，格与律以同一之效用，固然不成问题，但有了格，律就无复发展，便又成了新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