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为主的想法供述，奉行的是“口供中心主义”，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定罪量
刑的重要证据，号称“证据之王”。在这观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绝对没有沉默的权利
，否则视为拒绝认罪对抗法律，自然就会利用虐待，伤害身体等种种手段强迫其开口，从而
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也牺牲了人的尊严。因此，只有确立
沉默权制度，才能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好的维护其人身权利，抵制
和减少各种司法机关暴力或变相暴力等非法取证现象，促进司法机关认真，全面收集其他证
据，使诉讼制度更加民主化、法治化。
（二）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逐步提高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
长期以来，在我们纠问式的刑事程序中，在证据上强调“无供不定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
片面夸大，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定案，导致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使
用。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
收集证据”，
刑法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面对犯罪手段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犯罪人反侦查意
识的日益增强，在案件多、时间紧、装备差、压力大的情况下，采取合法的侦查、审讯方法
难以奏效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便得到了法律的默认，那就是：刑讯逼供是非法的，
但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却可以合法使用的，即“毒树应当砍掉，但毒树上的毒果却应当
吃掉”，[6]这就给相当一部份民警造成了一种误导：只要案件破了，事实查清了，刑事犯
罪分子受到惩罚，其中的办案过程和手段如何则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事实上的默许对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导致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践踏和公安
司法机关形象的破坏。[7]同时，也使办案人员一味注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中突破案
件，办案手段单一，缺乏变化，使办案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每况愈下，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要想彻底地根除刑讯逼供这一顽症，必须建立沉默权制度，并辅之以配套的非法证据排除法
则，固然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感觉，[8]但这对于根除刑讯逼供，提高办案人员的自身素
质和业务能力，重塑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