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强调的是自外于英国绝不代表十三个殖民地想要一心一意地合家过日子，截然相反的是，各地是“各唱各的调，各撒各的尿”，谁也不服谁。各州战争的初衷不是要建立一个联合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农庄和工商业。人民的忠诚感也不是对于一个尚不存在、还停留在脑海里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国家的，而是对于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的。杰弗逊甚至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热情歌颂的“我的国家”，也指的是弗吉利亚，而不是合众国 。只要留意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为通过
宪法是对自己州的人民，而不是对全国人民做出呼吁，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州和国家在18世纪末期的地位和关系所造成的观念。这种强调州而不是国家的观念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1781年通过的《邦联条例》，那里面说“各州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一切权力、司法权和（其他）权利”；而 这些权利和权力“都不因邦联的原因而交付给合众国” 。
害怕惯了强权与独裁，自由主义盛行的北美人民决心绝不让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然而矫枉过正，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央政府是不能担负起发展经济、保卫国家、调解州际纠纷的重大责任的。认识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对待任何旧世界的事物都抱着敌对态度的国度里。只是因为以后几年里经济动荡、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外交上屡遭屈辱，更因为谢斯叛乱，美国人才逐渐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人多力量大，力小被人欺。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美各地决定改名换姓，不叫“联合诸州”（united states）,而称“合众国”（UNITED STATES）。不过二元制的弊病以及南北双方棘手的经济纠葛最终要让美国付出犹豫不果断的沉重代价，也就是内战，这当然是后话。
有什么事情比大家相亲相爱的结局更令人满意呢？但请千万不要忘记美国宪政进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即渐进性，它往往是推一步走一步，走到哪步算哪步，它的前进是需要现实事件来推动一把的；这与中国革命动不动就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水平之差当然蓓蓰相远。行动上的渐进源于思想上的模糊，这是不消说的。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的时候天地混沌迷朦，没有照亮前进道路的光辉灯塔，赶不上好时代的美国人想问题办事情也就总叫人感觉着三不着两 ；比起一个世纪后的俄国革命思想烛照万里，算到一万年就立马显得太谨小慎微、气魄不够了。 审慎小心自然有它的好处，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习俗都变了，宪政才扭扭捏捏变上一变，娇柔羞涩的妩媚神态自然就轻而易举得到接受了，相应变革的社会成本也小了不少。
但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模糊认识呢？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是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它没有古老国家的封建负担，也少了它们的丰富阅历。很多事情她缺乏历史借鉴，不知如何办才好，所以只好在艰难现实中与旧大陆早就解决的问题努力磨合，以期求得经验 。布尔斯庭描述的“倒退的历史”很生动丰富的描述了这个情况。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当五月花号船上的幸存者登上“陌生的海岸”时，威廉•布雷德福总督富有深情的描写说他们跪下举头感谢苍天，但同时面对的是祁寒酷暑、土人野兽，没有房屋、工具和书籍，身后乃是九死一生刚刚漂流过的大海。他们与文明彻底隔绝，这意味着一切要重新开始。
地理方面的因素也许更为重要。北美的荒野、河流和山脉的间隔造成了各个地方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习俗上的。有人甚至声称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而美国的政治则是地理的副产品。正因为这个极端的多样性，使得做出任何统一决定都是异常艰巨的事情。空间的阻隔带来了时间的拖挞，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解释为何美国政治进程一件一步到位的事得分成几步来做。
宪政传统的模糊性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合众国的总体利益需要得到清楚而权威的阐明，在存在成文
宪法的前提下，也就是对于
宪法文字进行一个坚韧的同时富有弹性的阐明。这昭示着
宪法解释权的必然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