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0] 同上，第3页，第7页。
[11] 同上，第6页。
[12]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著，周叶谦译：《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3] 上述有关富勒论法律与道德的理论见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第54-56页。
[14] 赵汀阳 著：《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4年，第26-27页。
[15] 杜维明 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228页。
[16] 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刘北诚、曹卫东 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120页。
[17] 黄仁宇 著：《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303页。
[18] 见：何怀宏著：《底线伦理》，第9，8页，第213-214页。
[19] 陈鼓应 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88页。
[20] 参见：同上，第443页。
[21] [奥] 克拉夫特著：《维也纳学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63页。
[22] 同注12，第188页。
[23] 同注21，第164页。这个观点与休谟的思想一脉相承。参见：[英] 休谟 著：《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 ，第573-574页。
[24] 参见：同注14，第68页。
[2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306页。
[26] 同注14，第19页。
[27] 同上，第71-73页。
[28] 同上，第73—74页，第81页。
[29] 张世英 著：《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4，185页。
[30]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31] 转引自：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6页。
[32] [法] 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著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33] 参见：同注29，第48-49页。
[34] 海德格尔 著，陈嘉映、王庆节 合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第251，254页。
[35] 参见：同注29，第78-79页。
[36] 同上，第41页。
[37] 同上，第1-2，12，46页。
[38] 同注29，第170-171页。其实这也是庄子哲学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
[39] 参见：[德] 阿图尔．考夫曼 著，米健 译：《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40] 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182页。
[41] 同注29，第190-191。
[42] 同注29，第185页。
[43] 参见：同注39，第28页，第39页。
[44] 但是这种经验不是出于一己私利的偏狭经验，而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经验。
[45] 参见：同注39，第45页，第27-28页。其实，哈贝马斯在实践中并非真的只讲形式不问内容，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他甚至撇开基本的形式要求，主张用武力说话。------参见：肖自强：《哈贝马斯出卖交往理性》，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8日，第22版。
[46] 同注39，第29，41，44，42页。
[47] 同上，第46，47，48页。
[48] 同上，第21-22，46页。
[49] 参见：[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 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郑永流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感谢许章润教授允我在译文正式出版前得以“先读为快”。
[50] 人在没有任何自治的情况下是很难有什么道德良知的。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30-142页。
[51] 山东省某市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专题节目的口号“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就是一种定位。能够“替”百姓说话，实难能可贵。
[52] 井上达夫：《自由民主主义与亚洲价值》，《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第54期，第8页。
[53] 上述有关内容请参见：[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 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郑永流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54] 从“替人民说话”，进而为“由人民说话”；同理，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
[55] 冯象：《案子为什么难办——政法笔记》，《读书》，2000年第11期，第73-74页。
[56] 同注17，第269-270页。
[57] 参见：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249页。
[58] 根据格博哈德教授（Prof. Dr. Jurgen Gebhardt， University of Erlangen）2000年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做的一次讲座：“德国宪法的政治视野”。
[59] 为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换位成“多元社会”的概念。因为以“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研究会引出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非本文篇幅所能允许。
[60] 例如德国基本法（
宪法）第
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德国宪法第1条有关人的尊严的规定和第20条有关人民人民的抵抗权的规定是“不可改变的”（eternal clause， unchangeable ）。
[61] 参见：同注57，第250-252页。
[62] 参见：同注39，第26页。
[63]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2-53页。
[64] 参见：Dennis Lloyd 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1984年，第111页；[美] E．博登海默 著， 邓正来等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民法大全选译 I.1．正义和法》，[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65] 参见：[美] E．博登海默 著， 邓正来等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5页；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著，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4-86页。
[66] 参见：[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苗力田 译：《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9-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