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首先涉及自杀的概念。自杀是指基于意志自由，自我决定结束生命的行为。在古代自杀曾经是一种犯罪，例如在英国普通法中就把自杀未遂规定为谋杀罪，因而凡是鼓励或帮助他人杀害自己的，被定为谋杀罪的共犯，因为自杀是自我谋杀。根据《1957年杀人罪法》第4条，凡是帮助和教唆自杀的，只要行为人也同意死去，他的责任可减为非预谋杀人罪。但《1961年自杀罪法》废除了自杀罪，该法第2条设立一种帮助和教唆自杀的较轻的犯罪，最高刑可判处14年监禁，它适用于所有这类行为的案件。如果事实得到了证明，那么，在谋杀罪或非预谋杀人罪的审判中，可以按帮助和教唆自杀定罪。（注：参见（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由此可见，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行为的单独设罪，是以自杀未遂不再作为犯罪为前提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杀人能否包括自杀？从语义上看，杀人的人是可以既包括他人又包括自己的。因此，杀人既包括他杀又包括自杀。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对杀人一词作这样的解释，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杀人罪的客体是“人”，指行为人以外的自然人，行为人自身的自杀行为不成为犯罪，法人也因为不具有生命而不能成为以生命为法益的本罪的客体。（注：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第35页，注①。）在我国刑法中，也都把杀人罪的人解释为他人，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注：参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52页。）因此，杀人的概念中不包括自杀而专指他杀。显然，自杀与他杀在逻辑上是相排斥的。那么，教唆或者帮助自杀与教唆或者帮助杀人是否具有价值上的等同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个别学者认为，在教唆他人自杀的案件中，被教唆者原本并无自杀的意图，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唆使他人剥夺本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应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注：参见赵秉志：“论相约自杀案件的刑事责任--兼析李某见死不救行为的定性处理”，载《刑法分则问题专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根据这种观点，教唆自杀等同于教唆杀人，因而使杀人在逻辑上包括了自杀行为，显然是与对杀人罪的通常理解相悖离的。对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同于教唆、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不能用共同犯罪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教唆、帮助行为，而应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借被害人之手杀死被害人的故意杀人行为。因此，这种观点甚至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这一罪状本身包括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的行为。（注：参见吴安清主编：《新编刑法学》（罪刑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邵建国案的第四种意见，实际上也就是本案的裁判理由指出：“邵建国诱发和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这里所谓“实质上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说法，可谓似是而非。教唆或者帮助本身就不是实行行为。只有在被教唆或者被帮助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教唆或者帮助行为才具有可罚性，可按照共犯处理。但在教唆或者帮助自杀情况下，自杀本身并非犯罪，因而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不能从自杀中获得犯罪性。而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与杀人行为本身也不能等同，除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以外，教唆或者帮助自杀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直接等同于故意杀人的。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指出：杀人罪仅处罚杀害他人之行为，至于自己杀害自己之自杀行为，则非杀人罪之构成要件该当行为，故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者，因无主行为可以附丽，故亦无由依杀人罪之教唆犯或帮助犯处断。（注：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台湾2000年增订二版，第57页。）正因为如此，台湾刑法在刑事立法政策上认为教唆或帮助自杀之行为，仍有加以处罚之必要，因而设置了加功自杀罪。而我国刑法未设此类犯罪，因此我认为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的行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