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奥托·柯切恩海姆、哈贝马斯以及法国结构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尼科斯·普兰查斯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一股“批判法学运动”的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此外，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法律系保罗·菲利普斯也曾写过一本专著《马克思恩格斯论法和法律》。这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新马”）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开创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无论从卓越学者的数量，还是从其学术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其代表任务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技进步对人的操控，要求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8]另外，苏联法学家帕舒卡尼斯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尊重，这与他的政治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其名著《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帕舒卡尼斯认为法律理论是一种历史理论，因为法律仅仅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法律具有过渡性，它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使自己完全无效”[9]。而且，帕舒卡尼斯把法律看成为资产阶级商品交易的规范形式，法律发源于资产阶级的商品交易。法律主体是抽象的商品持有者，其主体地位之平等来源于商品交易上的平等。也因此，资产阶级重视财产的交换与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契约的理念和财产权保护的根本要求。当然，帕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经济优势阶级的控制地位是不一样的，为此他反对把法律当作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反对法律是保护宰制阶级利益的工具。他不认为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法律。法律有异于其它社会规范之处在于它充当商品交易的排难解纷的机制，一旦商品社会随着国家消亡之后，法律也会消弭于无形。[10]

　　以上现象说明，凡是严肃的学者，不管他赞不赞同马克思主义，都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理论学说，加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都永远不会消逝。